果然不出讲官们的所料，尽管内阁已经竭力压制，左都御史周延也再三警告这些言官们，不要妄言国本，但是根本挡不住这些疯狗，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朱载坖，认为朱载坖作为皇子，不应当妄言国事，而是应该是在府内读书，而不是上疏言事。
言官们要求嘉靖训斥朱载坖，令他回府读书。
言官们上疏之后，讲官们也不甘示弱，针对言官们的上疏，予以反驳。讲官们引经据典，甚至援引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以及永乐之后的各种例子，说明即便是朝廷对藩王们严厉约束的时候，藩王们在地方并非绝对不问时事，他们可以就地方事务进行奏报，甚至劝谏皇帝。
朱载坖上疏言事，并没有什么错误，采纳与否，是朝廷有司的事情，言官上疏，颇为无理。
讲官们的奏疏和言官弹劾朱载坖的奏疏内阁都不敢拟票，也不愿意拟票，全部上奏给嘉靖，嘉靖看都不想看这些玩意，直接对黄锦说道：“黄伴，将这些奏疏都留中不发，朕不想看，叫江东赶紧上疏来！”
嘉靖和内阁都要兵部尚书江东对朱载坖的奏疏作出回应，现在头昏的是这位新任兵部尚书了。江东把朱载坖的这份奏疏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召集太仆寺、兵部车驾司等有关的官员商量，江东提起笔，准备写给嘉靖的奏疏。
江东首先回顾了大明的马政，其实大明从一开始就缺乏马匹，主要是由于前元的扩马制度，元代为加强统治力量，把搜刮民马及兵器当作统治的重要政策。括马，一名“刷马”，又称“拘刷”， 因应军事急需，平价和买民间马匹古已有之，除非十万火急时才采取这种办法， 而元代括马则是常态化的，等同公开掠夺。
蒙古人将汉地的马匹搜刮一空，导致即便是元末大起义时，各路义军的马匹是极少的，到太祖建立大明的时候，官军仍然是非常缺乏战马，所以大明缺乏战马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而是与生俱来的问题。
为此，江东还引用太祖给成祖的上谕说明此事，洪武三十年，成祖和晋王统兵北伐，讨伐北虏，太祖在上谕中说：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粹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箅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
今尔等率数千马，离开平三四百里，驻矿塞中，况无轻骑远侦，以知敌情，设使胡兵数万昼潜夜行，隐柳藏荻，粹然相遇，彼以数万，我以数千，何以当之？若欲纵辔驰行， 其将何以全军士哉？今吾马数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来屯驻，远斥堠，谨烽燧，设信炮。粹有警急，一时可知，胡人上马动计十万，兵势全备，若欲折冲鏖战，其孰可当？尔等不能深思熟虑，提兵远行，不与敌遇，则烧幸耳！设若遇之， 岂不危哉？方今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
即便是到了洪武三十年，大明可用之马只有十万之数，这还是缴获了蒙古大批战马的结果。大明前期，对蒙古屡战屡胜，可以缴获大批的马匹，以资军用。如战争俘获与边将递送。如洪武三年四月，大将军徐达大胜扩廓帖木儿于 安定沈儿峪，擒获元贵族官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佘匹，橐轮、骡驴杂畜称是。
一次战胜就可以缴获马匹一万五千匹，这个时候军中的马匹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太祖甚至下诏：中国所乏者马，今闻军中得马甚多，宜趁此青草之时牧养壮盛，悉送京师。
而且这时候大明国力强盛，其他的番邦也经常向大明进贡马匹。洪武十七年六月，高丽遣其臣司仆正崔涓、礼仪判书金进宜，贡马二千匹至辽东。此后高丽朝贡中以马为主，最多时进献马五千匹。除了直接进贡的马匹之外，高丽还可以直接和大明交易马匹。
洪武二十年，太祖令谕延安侯唐胜宗俟高丽马至，择其可用者，以直偿之。驾弱不堪者，量减其直， 仍报其王知之。敕至辽东，适高丽送马三千四十匹至，胜宗如敕偿其直。
除了这些番邦的进贡之外，大明还在边陲各地收买各部落的马匹，秦州、河州茶马司及叙南、贵州、乌撒、宁川、毕节等卫市马，不过这些不算主流，最多的时候是洪武十八年的六千七百二十九匹。
而大明马政的衰亡，始于土木之变，留学生一战葬送了螺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大量马匹的损失直接导致官军骑兵战力的急剧下降。
其实在土木之变的之前，大明马政已经出现了各种问题，正统八年，成国公朱勇上疏：金吾右等卫倒死马驴三千一百三十五匹，金吾右卫还是亲军上直卫，尚且缺乏马匹，何况在外的卫所呢。
不光是马匹，正统九年闰七月，户部右侍郎焦宏与司礼监左监丞宋文毅奉命踏勘规上大马房诸处草场，发现草场多被内官、 内使人等侵占，私役军士耕种，甚者起盖寺庙，擅立窑冶及借与有力之家耕种， 以致草场窄狭，马多痩损。朝廷用于牧养战马的土地都被豪强所占有了，马政就无从谈起了。
江东洋洋洒洒数万言，将大明现在马政的种种弊端全部给抖了出来，大明马政的衰朽又不是他江东的责任，历代的兵部尚书、太仆寺卿也不是没想过办法，但是也不一样没有办法。
朱载坖弹劾兵部，江东实在是觉得有些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