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请聂豹详细说说他对于平倭的看法，和江浙的臣子主张持海禁不同，聂豹主张厉行海禁，至少在倭寇平息之前，不能放松。

同时聂豹认为海盗猖獗难以控制的一个原因是对重要关隘的管控过于松懈和混乱。浙江和福建是海盗活动频繁的地区，但是两省官府对海盗的防控和打击政策是不一致的，彼此相互独立没有共同配合防控海盗。官员形成坏的风气认为只要是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违法犯罪就可以不管。这种消极无为的防控和打击措施，直接导致了海盗在不同省份流窜作案的嚣张局面。

聂豹认为，平倭必先治吏，严法令以靖地方，彻底根除海盗在沿海滋生的土壤才是根本之策。要让民众知道国家对海盗的严厉打击政策，则使他们产生畏惧之心不敢作乱。让官员知道玩忽职守或者私下里与盗贼为伍侵害民众的利益，会受到严厉的惩戒。

总而言之，聂豹的思想就是政在一家，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加强朝廷对百姓的控制。

聂豹还问道：“殿下可知，当今国用不足，大病在何处吗？”

朱载坖本想说无非就是官僚、宗室这些吧，但是话到嘴边，朱载坖还是问道：“那本兵以为呢？”

聂豹当然知道官僚和宗室的弊端，但是他也明确的告诉朱载坖，这些弊病都是日积月累起来的，要想一日之间根除，是绝无可能的，但是聂豹提到了寺庙的田产，因为大明的田制分为官田和民田两个等级。官田中除了皇庄和百官的职田等以外还有寺田，因寺院地主阶层也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存在并且享受一些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包括他们可以全部或部分的免除封建国家的赋役负担。

而这些寺院所掌握的田产，数量是非常之庞大的。现在大明的僧道人数已经达到几十万人，聂豹说道：“夫僧道在四民之中，百分未有其一，而僧道所得田产，十分乃有一二。”

聂豹用他曾经任职过的福建说明情况，福建全省不过八十四万九千余土地，而寺庙所占田产高达十二万余，比例之高可见一斑。

这些都说明寺院地主阶层，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收入。那么僧道徒的经济收入从何而来？目前来看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靠施主的施舍，社会各阶层都有向寺庙捐赠善款，另一方面是通过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