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看他露出笑容，也算是明白今天的事情算是稳了。

搞定了皮尔爵士，威灵顿公爵那边就有了稳定器，接下来只要他能说出道理，那么剩下要考虑的就只有如何把那些热血上涌的工人们弄回家去了。

他笑着开口道：“刚刚我说的是法兰西，但不列颠的情况与法兰西又有不同，我们有着优良的议会制传统，民众也愿意在现有的框架下追求权利。

所以，我认为约翰·拜恩将军在上个世纪对发生在英国类似事件的评价就非常的贴切：不列颠的大多数激进派把革命看作是一类群众运动，也许会造成小规模流血事件，但主要目的是逼政府让步，而不是推翻政治体系。

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卓越的政治体系，并且公众也没有强烈的欲望去推翻他。就好比这一次海德公园的骚动，那帮工人虽然嘴上喊着‘打倒威灵顿，掀翻托利党’，但归根到底，他们想要的无非也就是选举权而已。

我始终认为，1812-1821年这九年间出现的大规模工人暴动和血腥镇压事件，有一大部分责任都必须要归咎于时任内务大臣西德默斯子爵亨利·阿丁顿和不成熟的内务部线人体系。

我不知道子爵阁下是由于情报错误，还是出于主观动机，他将许多正常的游行活动也夸大成具有煽动意图的残暴骚乱，是让人感到恐惧的叛国行径，会动摇政府的根基。

这也造成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的发生，并使得公众对于托利党内阁产生了不信任感与疏离。

例如1816年的泰勒起义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当时曼彻斯特市泰勒地区的矿工们最开始只是以和平方式提出抗议，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但曼彻斯特当局对于这一突发情况并未及时处理，既没有协调矿主与工人的谈判，也没有安抚工人情绪。而是等到事态激化，工人开始焚烧工厂、打砸机器后，才着急忙慌的上报内务部和内阁，要求出动军队镇压行动。

至于1819年发生的彼得卢事件，则又是曼彻斯特市政府无能与低效的一大体现。而彼得卢事件又直接导致了1820年卡图街密谋的发生，如果不是发现的及时，当时的内阁成员可能要全部死在斯彭斯波博爱主义协会的手里。

所以说，我认为LPS的主要任务应当设定为‘早发现，早治理’，培养专业化的潜伏卧底人才，早期的雇佣制线人机制必须进行改革并逐渐取缔。

最终达到建立起社会不安定因素与内务部之间的单向情报渠道的目的。当然，虽然这种‘沟通渠道’，工会未必会愿意就是了。”

亚瑟说到这里，忽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什么人仿佛正在盯着自己。

他猛地感觉肩膀被压得一沉，他扭头看去，那是挑起了眉毛的威灵顿公爵。

威灵顿笑着问道：“小伙子，你真的不考虑选个议员为托利党效命吗？或许我可以考虑在我的领地上，为你留出一个多余的议员席位。”

亚瑟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旋即笑着回道：“公爵阁下，我没有那方面的才能。况且，我还是个警察，我根据苏格兰场的内务条例，不为自己预设政治立场。就像是您和皮尔爵士所期待的那样，我和其他的苏格兰场警察一样，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公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