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常服的亚瑟等人站在圣吉尔斯教区的入口处。

闭上眼，可以感受到这里的尘世喧嚣，喧闹的叫卖声，来往人群的交谈声，仿佛这里与伦敦西区其他富丽堂皇的广场与街道一样。

实际上，这里确实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辉煌过往。

在16世纪时，圣吉尔斯教区还只是一个位于伦敦城外的郊外乡村，只有很少的几组村社和几十户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

但1541年的一条法案却改变了这片地区的命运，因为伦敦城日益拥挤的居住现状，所以议会打算将城市向着边缘地带延伸开拓，一条自霍尔本酒吧到圣吉尔斯教堂的大道被铺设了出来。

由于这条道路的建设，很多居住于伦敦城内的上流人士开始经常在休息时来到此地，他们喜欢在圣吉尔斯教区附近的马里勒本黑森林狩猎野兔和狐狸。

随着这些上流人士的到来，圣吉尔斯教区开始逐渐变得繁华，居住人数也开始不断攀升。

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一个名为七街日晷上流社会居住区相继在圣吉尔斯教区建立。

而这里的房屋数量也由几十幢迅速朝着2000幢的目标前进。

在1720年的伦敦地图中，已经难觅圣吉尔斯教区的空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奢华的上流社区却在进入18世纪后迅速转变为穷人的集聚地与罪恶的藏身处。

其中最重要原因便是伦敦西区其余教区的大规模开发。

而在这波开发浪潮中，圣吉尔斯教区却由于此地土地归属权过于混乱，导致其一直无法动工更新。

大量的房屋因为缺乏维护和保养的关系，变得破旧不堪。

富人们纷纷逃离此地，贫富差距的分化使得部分人群拥有了更强劲的购买力，他们开始青睐于郊区兴建的庄园之类的贵族地产，对曾经受宠的圣吉尔斯郊区弃若敝履。

而在富人逃离此处之后，穷人与贫民们却发现了圣吉尔斯教区的价值。

首先，这里交通便利，距离科文特花园市场、索霍商业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泰晤士河码头都很近。

这些地方提供着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以供养大量从事体力劳动的服务业群体。

他们开始占据富人出走后留下的空荡荡的房屋，他们的来历五花八门，有爱尔兰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甚至还有法兰西人，虽然文化不同，但这些人也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在家乡活不下去，不得不来到伦敦谋生的外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