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一切都在那天彻底改变了。
那天下午她正在上班,忙着把春节期间积累下来的文档一一登记存档。突然,她的处长、科长带着两名女警出现在她办公室,当众向她宣读了省厅和市局的文件,那几个词语“叛逃”、“开除”、“审查”直到现在仍然在她的脑袋里轰然作响,反复萦绕。
接下来,她被勒令脱下警服,在两名女警的押送下,在走廊里办公室同事的惊愕注视下,耻辱地离开她每天上班的办公大楼,直接被押往市局看守所一间单独的囚室隔离关押。经过三天讯问,大概是见确实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今天一早又被押送着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搬出公安厅宿舍,搬回在芳村的老屋。
老屋已经好久没住人了,窗玻璃碎了,窗棱也朽了,屋里到处是灰尘。屋子很暗,白天都亮着15瓦的灯泡。老实的母亲受到惊吓,犯了心口疼,只能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欧淑芬目光呆滞反复回想着田之雄离家前的神情举动,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她那个平日里可亲可敬的丈夫怎么会连个暗示都没有就撇下妻儿老小,更想不明白,她那个充满使命感、正义感的丈夫怎么会抛弃大好前程突然叛变投敌。也许是组织上搞错了?也许叛变的是别人呢?也许田之雄是被绑架了呢?想到这儿,她蓦地心底生出一丝希望,甚至想象着也许过不了多久,田之雄就会英雄般归来;领导们会登门来慰问她,向她道歉,让她恢复工作;他们又会搬回公安厅宿舍,甚至给他们换套更大的房子;同事们又会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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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丝希望让她从床上爬起来,她要把房间打扫干净,不愿让突然归来的丈夫看到她和儿子生活得窝窝囊囊。她细心地找出她的丝巾—那还是丈夫去北京学习时给她带的礼物呢,挡在熟睡的儿子脸上,开始收拾屋子。
突然,房门开了,几个人,确切说是两男一女闯了进来。为首的中年男人长得文质彬彬,两鬓略有些白发,却是一脸冰霜。欧淑芬手里拿着扫帚,呆呆地看着他们,那个中年妇女,她认识,是这里的街道主任,姓李。
李主任用训斥的口吻说:“欧淑芬,把扫帚放下,坐好!”
她顺从地在床沿边坐下,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抓着床褥。母亲也颤巍巍坐起身,倚在床边。
那个年轻人介绍说:“这是省厅的林副处长来看看你们。”
为首的男人摆摆手:“别把孩子吵醒了。”又自我介绍说:“我叫林华堂,是省厅政治部的,厅领导让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