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家先辈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韩非以势为根，以法为轴，以术为察，构建出了一个恢弘而完善的法家学术体系。

提起法家，就必须提起先贤慎子，他率先提出势治的理念，明确指向国家最高权力，也就是君王。慎子认为，没有最高权利，任何治道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

所谓势者，乃是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为势也。

然而这种学说却有一个致命漏洞，那就是不能辩证清楚权力与法治的关系：也就是君王与法治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这就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贤明之君仍旧无法治理好国家。

正因为这种缺憾，才会有商鞅，李悝等人出现。他们将国家的治道之本定为法，认为法律一旦确定，便具有最高权利不能撼动的地位，即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

商鞅变法之时，时任太子的惠文王就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发配民间，其老师公子虔更是被处以劓刑，被公子虔认为奇耻大辱。要知道，那可是在孝公继位初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公子虔。

可依然受到了惩处。

即所谓，法不避亲，法不阿贵，便是如此。

韩非的学说继承了商鞅等人的看法，同样认为势是法治的源头根本条件，又清醒的认知到仅仅依靠势治不足以明法治国——势治过甚，则与人治无异。而人治，则是法家力求避免的。单凭势治，无法治天下，需法势结合，方能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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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术治。法家所言之术，指的是治吏之道。

提起术治，就不得不提十使韩昭侯用术的申不害。韩非身为韩国公子，对于申不害所提倡的术治可谓是深恶痛绝。

申不害的理念根基在于法最终还是由人来制定推行，只要统治好了这群人，律法便能顺利推行。

说白了，这就是驭人之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权术。

很显然，仅凭驭人之术是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的。韩国现如今的状况便是证明——韩国法令庞杂，甚至有当初晋国法令与今日法令并行的怪异情况。

这是因为申不害并未统一法令，这就使得贵胄因其利遵行旧法，官吏因其利而奉行新法，常有人以巧言诡辩之术钻法令的空子，以致韩国政令不畅，体制混乱。

但韩非在其学说中并不反对术治，而是依旧辩证的来看，他给术治下了严格的定义：术者，因权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

也就是说，术治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而不单单指权谋之术。

韩非鞭辟入里的言论，让旁听的乔松心中不禁心生感慨，这诸子百家相互交锋的辉煌盛世，造就出了何等伟大的思想大家。

他坐拥图书馆，洞察历史，因此从后来秦国所行诸多制度都能处处观察到韩非思想的影子。

比如，大名鼎鼎的郡县制——韩非子·物权一文有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即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官吏来取代他们。

看一看，这不就是始皇帝所推崇的郡县制根本原因吗？

韩非之才，的确千古罕有。

嬴政读韩非着作，早就对韩非心向往之，是以才甘冒风险前来拜访。如今再向韩非当面请教，宛若痛饮甘澧三斗，顿生酣畅淋漓之感。

“今日闻先生之言，政受益匪浅，请受政一礼……”嬴政起身再度一礼。

乔松也并未矜持，同样跟在父亲身后躬身一礼。

韩非坦然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