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下何以知晓，苏丹不知此事呢？”

君士坦丁堡，围城第52天。

狄奥多西北墙段的炮台仍尚未铺设完毕，奥斯曼炮兵临时搬来一些小口径的火炮，尝试性地轰击这段乌尔班大师口中的脆弱段，依然取得了耀眼的成果。

第三军用城门的外墙于三日前部分坍塌，露出其后的第二层砖壁。

第二层的狄奥多西城墙远不如第一层坚韧，短短三日轰击，第二层城墙应声坍塌出一个直径六米的巨大豁口，小而致命。

热那亚军与哥萨克佣兵拼死抵挡住铺天盖地涌入的奥斯曼步兵，每条街道每座房屋的争夺阵地，最终令奥军攻势止于了外城区的四分之一一带。

为了防止敌军增兵，28日夜，希腊市民组成的敢死队以三桶火药桶和十八条生命的代价炸塌了奥斯曼指挥官居住的碉楼，失去指挥的奥斯曼军在夜战中不堪骚扰，撤离了外城区。

君士坦丁十一世下令军队拆毁外城房屋，用房屋的石木料填充了城墙缺口，勉强防止坍塌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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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次偶然性的城墙坍塌没有引发更大范围的灾难，但已经说明了，保卫帝国一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并非坚不可摧的这一事实。

突厥军队军心大振，相反，拜占庭一方则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两周前，他们分明观察到了奥斯曼苏丹率兵离开，但想象之中的胜利并未到来。突厥人的攻势一日强过一日，让纪律性较差的市民自卫队损失惨重，哥萨克人也心痛得没了辱骂苏丹的气魄。

狂喜之后的如坠冰窟，几乎扯断了希腊人心中的最后一根弦。

而令他们重新恢复了生存的希望的，是终于彻底打开的内外联系。

从苏丹撤离后没几天开始，来自西方十字军的讯息便不断被商人和游人送进君士坦丁堡。

脑子正常的商人不可能在激战的节骨眼上往战场里钻，唯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受了十字军的指使，君士坦丁十一世和穆罕默德二世都心知肚明，但一方假装不说，一方知道了也没意义。

就算这些商人确实是十字军的间谍，可他们确实向奥斯曼军队出售了紧缺的物资。明知道这些家伙是敌人派来的细作，却不舍得那点蝇头小利，可知奥斯曼营中的物资已经紧缺到了何种地步。

但就算如此。

就算如此。

焦急的也仅有易卜拉欣和扎干诺斯。

造成如此现象的最大元凶，战败的首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现在已经开始思考战争之后的事情。

帝国的大维齐尔，坎达利·哈利勒，曾经颇受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器重的男人。如果要说明哈利勒的权势如何滔天，只需要阐明一点：瓦尔纳之战爆发前，面对气焰汹汹的十字军联军，他亲自率领庞大的文官集团逼迫穆罕默德二世退位，拥立了转入幕后的穆拉德。即使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被穆罕默德追讨责任，他也义无反顾地坚持让穆拉德二世继续坐在苏丹之位上直到去世。

而穆罕默德甚至不敢在自己的大维齐尔面前表明不满，生怕对方表演一个“朕朕狗脚朕”的宫变惨剧。

一切矛盾还要追溯到1445年的夏天。

那一年，穆罕默德二世仅有十三岁，但在易卜拉欣和扎干诺斯的辅佐下，把帝国治理的还算井井有条，连因厌恶正视而隐居幕后的父亲也对他的能力颇为满意，文官和贵族集团也并不厌恶这位十分有主见的君主。

但一切表象上的和睦都在夏天结束的那一天一并结束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次埃迪尔内大学举办的大辩论。

穆斯林有着悠久的尊重知识传统，上到阿拉伯民族的“大翻译运动”，为西方知识保留了火种，下到开明的萨拉丁大帝，主张多元与包容的伊斯兰文化主义，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领内活动，促进东西方思想交流。

开明的文化传统促进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参政，埃迪尔内大学时常举办的大辩论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

当时，年幼的穆罕默德像往常一样进入大学，坐在旁听席上聆听学子们的辩论。

在大辩论中获得君主青睐往往是鲤鱼跃龙门的捷径，因而极力在辩论会上表现自己的才干与政治主张。这一政治表演习俗延续自古希腊城邦时代，政治家必须用生动而有力的语言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可，杰出的政治家必须是优秀的演讲家，周边国家大多继承了这一传统——除了盛行中央专制主义的波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