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他向远在维也纳的弗雷德里克上呈的宫廷改革提议获得了皇帝力排众议的支持。

雄心勃勃的领袖从来不会抗拒改变，尤其是有利于统治的改变，而弗雷德里克尤其如此。他敢让一群挂着“罗贝尔派”标签的将领掌握几乎半个国家的兵权，就是对自己毒辣眼光的绝对自信。

他敢断定罗贝尔不会辜负他的信任，哪怕他一次又一次踩在对方的红线上，罗贝尔在发完脾气后依旧会闷闷不乐地站回他这一方。

在这份自信害死他的小命之前，弗雷德里克不会有半分改变，正如他迫不及待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罗皇帝”那样，约拿同样迫不及待要改变这个陈腐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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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从数年成功的总督工作中积累了足够的声望，为了和摩拉维亚贵族打好关系，他还准备迎娶一位不那么完美的妻子。这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联姻，没有任何感情因素，但约拿不在乎。

这是他和其他聚集在罗贝尔身边的人的最大差别——感情不是指引他前进的风向标。比起那些儿女情长的琐事，约拿更在乎妻子家族的支持能否帮助他在政治上获得长足的进步。

既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约拿之后的提案自然会成为御前会议严肃审核的对象。

他接下来制定的制度与法律将成为这个国家接下来数十年的定则，只是想到这一点，他的胸口便火热不已。

他几乎迫不及待地书写起自己的第一条议案：扩大官僚人员来源。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今帝国的宫廷机构被神职人员大量把控，这些人带来了教会的诸多陋习，能力十分有限，同时与帝国“去教会化”的主旋律不相符，正该借此东风好好清理一番。

约拿甚至都已经打好了算盘，贵族家庭的庶子次子虽然没有家族继承权，但可以继承一部分家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简直是新时代官僚的完美来源，大可取代那些懒散的教士。

但提案写到一半，约拿握笔的手忽然顿住。

思虑再三后，他将纸张团做一团，扔进垃圾桶，又觉不妥，取出来扔到火炉里烧作了灰烬。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同理，不对权力来源负责的权力便不足以被称之为权力。

他的上司罗贝尔常常不理解这个简单的问题，但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何处。在人手不足时，是罗贝尔主动分给他一批维也纳教会的修道士作为下属——尽管那些人不太好用。

在他的总督区遇到经济困难时，慷慨地伸出援手的不是任何一个贵族或商人，而是摩拉维亚的天主教会，以及教会名下的放贷人。

教士们把约拿当作自己人看待，从来极力配合，因为他就是由当年的大主教，如今的宗座大人亲自提拔的。他天生带有教会的烙印，知恩图报是重要的政治默契，打破这一点的人将无法在政坛上生存。

从脑海中删除了一切可能波及到教会利益的法条后，约拿再次提笔写下了他的议案。

既然不能从教会身上拔毛，那就只能再苦一苦贵族了。

扶持市民阶层对抗日趋保守的贵族团体是任何渴望有作为之君的必经之路，这一点弗雷德里克也一样。

奥地利已经执行了多年的工商手工业宽容政策，对那些有建树的相关从业领航人做到“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在令底层阶级十分不满的同时，却令市民群体大为喜悦。

小市民是皇权最稳固的基本盘，他们有文化，有技术，不少人还有不菲的家产，对皇帝的统治有归属感。除了没有奴隶之外，市民就是新时代的罗马公民。

苦思冥想数日后，约拿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汇聚成一份【1453年宫廷机构扩张草案】，连同罗贝尔送来的资料一起由驿站专员快马加鞭地送回维也纳。

一周后的一天下午，在布尔诺的总督宫辛勤办公的约拿收到了维也纳方面的回信。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几个大字便映入眼帘。

怒火几乎瞬间冲上他的大脑，但他还是强忍愤怒，一字一句地读完了宫廷会议下达的这篇【机关中央指导建议】。

“帝国自有国情在此，不可全盘学习异教徒制度，应遴选优劣，扬弃进步，谨慎而有选择性地引进奥斯曼官制……”

看到最后总结性的话语，约拿终于忍无可忍，把信纸撕成了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