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大明宫紫宸殿的东暖阁内，也正在进行关于疫情的奏报。

    圣人穿了一件赭黄地云龙袍，腰间系绛色金玉革带，头上戴着垂脚幞头，盘膝坐在雕漆卧龙榻上，身前置着一张紫檀栅足案，双肘搁在榻上正看一本紫绫奏章，白如冠玉的脸庞上表情严肃，显得不怒而威。

    跪坐在下方的是一紫袍、二绯服官员。

    紫袍官员年约六旬，方脸膛，颧骨高耸，眉直浓黑如一道泼墨的“一”，颌下短髯也是根根细硬，一副正义凛然的面相，这位就是靖安司的主事，靖安将军孟可义。

    两位浅绯袍服的官员是孟可义的下属：左边是内安署中郎将侯敏中，今年五十一，跽坐在身躯魁伟的上司旁边显得很矮，却不是矮胖，而是精瘦，方眉下一双狭长的眸子，精光内敛，显见是个精干人物；右边是外安署中郎将潘载庸，年纪也是五十出头，一张团脸，嘴唇有些厚，面相有些拙，不知他的人便觉这位人如其名，是个憨厚的平庸老实人――如此想的多半都被坑得爬不起来了。

    内安署全称是“对内安全保防侦事署”，与外安署只差一个字。两署的职责一内一外，内安署职司国内安全，包括国内反间情报搜集，对国外细作的侦查、缉捕，京城及地方各类情报搜集，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等等，长官中郎将为正四品，职权很重，是皇帝在朝廷内外的耳目――地方上的大事还没奏报到朝堂上，内安署的情报就已呈到了皇帝的御案上。

    今年正月，内安署呈上的疫报就不止一份。

    先是东海都护府的唐州、琉州，继而是岭南东道的广州，福建道的泉州，都有霍乱疫病发生。

    这些疫报都是在扬州之前发生，但疫情远不及扬州，基本上只是出现了十几例就被当地官府严格隔离，控制起来。在地方奏报呈上来后，朝廷便只下令严密隔离病患，由本州医官局会同当地医家治理疫病，并没有派遣太医下去。因在太医署编制的《疫病防治大全》中，这种吐泻霍乱并不难治，而且传染性小，并不是那种令人色变的剧烈瘟疫，是一种每年都有的时病，不治而死者并不多，朝廷便只当成普通的时疫处理。

    在内安署这些疫报之前，外安署就得了南方馆的一份天竺疫报。南方馆职司大唐南面的外国情报搜集，靖安卫多是以商人，游历文士、武者，或游方僧道的身份在国外活动，在天竺的靖安司呈报说：时值婆罗门教信徒延续四十二天的大壶节期间，朝圣地又流行了霍乱，死逾千人。

    这份疫报并没有让靖安司惊诧。

    因为天竺人每隔三年都会轮流在恒河岸的两个圣城举行朝圣沐浴，人潮涌涌，排泄没有规划，脏水横流，粪便遍布，很容易发生疫病，而霍乱就是每次大壶节都会发生的，少则死亡百人，多达上千人。

    但这两个朝圣地处于天竺北部和西北部，西北圣地哈瓦距离云滇道还有三千多里，朝圣疫病对云滇道威胁不大。所以，南方馆今年初上报的朝圣时疫，朝廷也如往年般，按常例处理，谕令云滇道对西南边境实施入境查疫令，凡是被医官诊断为疑似带疫的，必须隔离至少半个月，确定无疫症后才允许入境。此外，便没有引起朝廷的其他关注。

    但从扬州疫情爆发后，被朝官们讽称为“有着狗鼻子一样嗅觉”的靖安司便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情报人员“怀疑一切”的特质，以及“世上绝大多数巧合都必然有着关联”的思维，让他们能将时空隔得极远的人和事，也能分析出纵向横向联系来――这一分析，就分析出了不得了的事！

    而在之后的十日内，南方馆潜伏在各国的靖安卫又陆续上报了暹罗国、细兰国、三佛齐国发生霍乱的情报，靖安司发现，这又是同样类似的症状，而且发生疫情的地方都是海港城市。

    这无疑证实了靖安司的推测。

    便有了今日的禀事。

    圣人一边阅览着奏章里的详细分析，一边听着侯敏中的择要禀报。

    “……《疫病防治大全》中的霍乱症状，其吐泻物皆是清而不浊，而此次霍乱的症状，包括天竺、暹罗、细兰、三佛齐，及本朝疫发之地，其吐泻物多是米泔水样，偶为黄水样或血水样，清而不浊者也有，但不占多数。臣等据此推测，这应该是同类疫病。而出现新的症状，或许是霍乱的起病原因不同，也或许是另一种新的、传染性更强的疫病。……臣等推测，本朝及南洋诸国的‘霍乱疫病’应该都是来自于天竺今次的朝圣时疫。而扬州不是海港城市，霍乱却是首先爆发猛烈的，染疫者又这么多，很可能是与疫病传染的方式有关。……”

    圣人回思起扬州医官局的呈报：霍乱疫情起于内城积善坊马家的寿宴。

    扬州巨富马天禄为其母作七十大寿，不仅在家宅里设寿宴庆贺，又在坊巷内大摆流水席，不止积善坊，邻近的那些坊，以及外城的贫户百姓都蜂拥而至，还有内外城的乞儿也涌来了，三天流水席从早到晚，满满当当的都是人。

    疫病首先就是从马家所在的得福巷开始，之后三日内，内外城十几个坊都出现了这种病人，加上还有扬州内外城的乞儿――在发现第一例霍乱病患时，这些吃流水席的乞儿中应该就有发病的了，但没钱看不起病，多半是死在哪个角落里，而这些病发乞儿和其他病患的吐泻物很有可能污染了城内的河渠和水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