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成是松江府上海县的一个普通百姓，而且身世极为凄苦。
他们家里一共就一个土坯房的院子，自打薛成的爷爷开始，就一直在为当地董氏做长工，省吃俭用，薛成的爷爷买了十亩地，这十亩地也是高价从董家买来的。
薛成的爷爷种地是一把好手，三年娶了媳妇，开枝散叶，时光荏苒，孩子们逐渐长大，这家里屋舍，太少了，一共就三间房，就有点不够用了，就想着翻盖一下，结果这老屋拆了，新屋怎么都建不了，盖因这上海县董氏，召集了以吴必用、何三劲等地痞滋扰生事。
这薛成的爷爷跑去董府磕头，头都快磕破了，才知道自己不懂规矩，没给房号银，即便是在乡下，你不给房号银，那也是建不得房，这薛成的爷爷交了三千钱的房号钱，才算是讨到了房号，这新屋终于开工了。
但这泼皮们依旧上门生事儿，薛成爷爷就再次跑去了董氏求告，才得知，原来是没有给海龙帮上贡。
就是被阎士选彻底打死的那个海龙帮，彼时海龙帮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了所有百姓的头上。
薛成的爷爷再次忙前忙后去给人海龙帮上贡，就这还得请人家董府的门房做中人，去介绍海龙帮认识，否则银子都不知道使在哪里。
新宅子愣是拖了三年，这薛成都出生了，宅子也就挖了个地基。
薛成的父亲是个急性子，怒急攻心，就带着一把铁钳子，从狗洞子钻进了董家。
薛成的父亲看得很清楚，从头到尾都是董氏在为难，薛成的父亲从狗洞子里钻进了董家，开始杀人，最开始是铁钳子，后来是柴房的柴刀，一连杀了四个人，终于被董府的家丁给发现了，乱棍打死。
董家太大了，薛成的父亲绕来绕去都没找到主心骨，也就杀了个董家四公子。
薛成的爷爷知道消息气急攻心，直接去世了，董氏杀上门的时候，薛成的大伯、叔叔四散而逃，薛成的奶奶和娘亲万分无奈，直接投了河，本来娘亲抱着薛成，要一起跳河，最终没舍得。
薛成那时候才两岁，刚会走路。
就这样，薛成没了爷爷没了爹，没了娘，而且董家还不让任何人给薛成施粥，薛成爷爷用勤劳换来的家产，也被哄抢，瓜分一空。
有同村人看不下去，趁着夜色，把薛成抱到了松江府养济院去，就这董氏还要为难，要把薛成从养济院里弄出来，生生饿死这个小畜生才敢罢休。
那一年，汪道昆履任松江巡抚，大明开始开海。
那会薛成还小，他压根就不懂，不知道在那个风雨交加雷鸣大作的夜晚，因为汪道昆的到任，让他活了下来。
负责养济院的户房主事摸不清楚汪道昆的脾气，万一又是个海瑞那样的人，真的答应了董氏，嫉恶如仇的汪巡抚，一旦得知，恐怕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这个户房主事猜对了，汪道昆一到就开始稽查卷宗，把这个案子翻了出来，董家的确被杀了人，但汪道昆注意到了薛成这个人，顺带手整顿了养济院的乱象。
薛成的悲剧因为汪道昆多看了一眼卷宗，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开海大势之下，松江府日新月异。
朱翊钧在这道民意奏疏上，批注了一番，才开口说道：“所谓的宗族，不过是大宗吃小宗，小宗吃族人，嫡出吃庶出，儿子多的吃儿子少的，然后吃绝户。”
薛成的爷爷被为难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姓薛，不姓董，一个长工，都敢脱离董家置业，董氏就是要为难，就是要故意制造事端。
朱翊钧之所以说是大鱼吃小鱼，是因为董氏家里死掉的四公子，在上元节，冲撞了华亭徐氏的徐家三公子几句，就被董氏给绑缚起来，押到了徐家去负荆请罪，头都磕破了，徐家才算是饶恕了四公子的罪过。
而这个四公子，回到董家，就被抽了十二荆条，打的皮开肉绽。
相比较这些宗族的族长，那些个想方设法少给点劳动报酬的工坊主们，身上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宗族制度，和贱儒们鼓吹的大同世界没什么不同，就是虚幻的、不附带任何义务的权利，听起来很美好的谎言罢了。
“陛下，今天才初二。”冯保试图劝说皇帝，陛下也就大年初一歇了一天，第二天就把这些民意奏疏让人给抬到了御书房来。
“初二怎么了？”朱翊钧合上了奏疏，笑着说道：“朕知道，绥远驰道、京开驰道、京密驰道、理工学院三期的匠人们，连大年三十都没休息，一直在赶工，匠人们能过年不休息赶工，朕就看看民意奏疏，又不是处理国事。”
“这还不是陛下银子给够数了，那匠人自然乐意不眠不休的干了。”冯保说起了土木鼎建里的一条规则，工程速度取决于工程款到账的速度。
“朕的内帑银子也是堆积如山，一样的。”朱翊钧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摇头说道：“朕就看十本，看完就休息。”
十本不算多，一共就半个时辰，朱翊钧就看完了，他又让人拿来十本，到这里，皇帝再要，冯保无论如何都不肯给了。
“崇古进步奖礼部安排的怎么样了？”朱翊钧还记得要给大医官庞宪的牛痘法，颁发崇古技术进步奖。
冯保无奈的说道：“年前就安排好了，就是庞宪还没回京，庞太医发现了一个牛痘上的问题，决定暂不回京。”
牛痘接种会出现小概率的问题，其中有大约一成的人会出现局部红肿，溃烂的症状，目前庞宪还在寻找原因。
庞宪不回来领奖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皇帝要给皇嗣们接种牛痘，防治天花，庞宪要把大规模接种的问题搞清楚，才敢回来。
万历十三年正月初五，朱翊钧颁发了崇古技术进步奖，由庞宪的老师李时珍代为领奖。
正月初六，大明皇帝一如既往的出现在了文华殿上，主持着新一年的廷议。
“庚戌虏变，嘉靖二十九年至隆庆三年，时，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奔北者，十余万户。”张居正首先奏闻了自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入寇之后，陕西三边奔投胡虏就超过了十余万户。
“苛政猛于虎。”张居正用五个字概括了当时的情况，不是因为大明战败，而是为了战胜，为了保证军用，不得不对三边的军兵民进行百般苛责榨取，再加上官场惯有的搭便车，最终发生了这种骇人听闻的一幕。
大明百姓奔投北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