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潞王本来要送到宜城伯府去让张居正亲自培养，因为王锡爵和张居正亲自陈情，最终没能成行，让小皇帝的教育潞王，有过之无不及，比张居正的操练更加狠厉。

还不如送去宜城伯府呢。

朱翊钧可是少年组的天下第一高手，教一教弟弟怎么做人的手段，还是有的。

“明岁起，官刻本四书五经，以先生注解为准，就是朕读的那一版，乡试、会试和殿试，增设算学，先生走后，整饬学政之事，诸位明公打算置之不理吗？”朱翊钧的语气变得冷厉了几分，六月酷热，廷臣们却感受到了冰冷刺骨的寒意。

张居正的新政很多，每一本都在文华殿偏殿的橱窗里放着，按照皇帝当初和张居正的约定，万历五年之后的学政教科书要以皇帝用的这一版官刻本为准，之前朱熹注解版为标准，现在以张居正注解为标准。

这个标准的改变，其实很难达成，张居正离朝后，廷臣们都当不知道，他们宁愿去推漕粮海运之事，也不愿意参与到这件事中，这可是要被仕林骂到死的政令。

张居正的学问自然好，张居正的注解，皇帝用过都说好，但是张居正的注解，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

对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注解，这种基于矛盾说的注解，本身就在否定圣贤，否定至圣先师，因为矛盾说最根本的大道，就是矛盾相继之下，万物都在不断的因为矛盾而发展。

可是儒家最讲究的就是法三代之上，就是祖宗成法，就是墨守成规。

整饬学政，哪怕杀几个提学官呢，也好过改变解释规则。

张居正的注解，也可以不学，只要不参加科举，不学也罢，没人硬逼着，但是读书不参加科举，那为什么要读书？

显而易见，朱翊钧打算强行推行，科举改革，需要改变对知识的解释，同样要增加算学，进一步推动度数旁通。

“诸位明公一脸为难，是准备装聋作哑了？”朱翊钧的语气更加冰冷，大家都不提，朱翊钧作为皇帝已经提出来了，这帮廷臣还不言语，这就是用沉默来反对。

不赞同的表达方式有很多，沉默也会是一种。

“陛下，臣以为并无不可。”戚继光作为大将军，作为武将，他是戎事上谨言慎行，政务上，一言不发，作为京营的大将军，戚继光坐在文华殿里，大多数时间都是极为沉默。

但是在皇帝需要的时候，他会告诉陛下，京营十二万军兵，坚定的站在陛下的身后，陛下拥有随时掀桌子的能力。

戚继光虽然不明白为何连廷臣们都不太赞同，但是如果陛下觉得有必要，那就去做，将反对者在物理意义上消灭，那就不会再有反对的声音。

朱翊钧露出了一个笑容，看着戚继光说道：“戚帅稍安勿躁，廷臣们又没有伏阙，又没有逼宫。”

廷臣们到底有没有逼宫？如此沉默，是不是逼宫，还不是陛下一句话的事儿？

张居正、戚继光，文武辅弼之臣。

俞大猷在旁边笑了笑，看了一圈，也没说话，有的时候，沉默也是一种赞同，戚继光以勋戚之上的武勋身份表态，俞大猷不反对，就是赞同。

“陛下容禀，这加算学是早就说好的，臣以为极好，大明度数旁通以来，万物有了经常，可谓是大明之幸，臣为陛下贺，为大明贺。”王国光首先赞同了科举加算学，万历五年后科举加算学，早在万历二年殿试之后，就是廷议敲定的事儿，廷臣们没有意见。

“大司徒的意思是，先生注解的四书五经为官刻本，暂不推行？”朱翊钧眉头紧蹙的问道。

“先生在朝也不会同意的。”王国光十分肯定的说道，也不再沉默，而是选择了以张居正朋党的身份表明立场，陛下要知识的解释权，但是时机不到，要也没用。

“正因为先生不在朝，所以才办。”朱翊钧也是寸步不让，现行的官刻本四书五经，都是朱熹那套，心学都比朱熹那套有意义，至少心学还有人讲知行合一，朱熹那套，就是完蛋玩意儿。

张居正的确反对，朱翊钧之前在讲筵的时候，曾经和张居正提到过这件事，张居正非常反对，虽然看似张居正被说服了，但张居正并没有推动，显然张居正有顾虑。

著书立说，写一本矛盾说是一回事儿，而将自己注解的四书五经，定为官刻本，兹事体大，就不得不慎重了。

“陛下，王阳明走后，其弟子多为袖手清谈之辈，乃是前车之鉴。”王国光见陛下要一意孤行，还是讲出了张居正的顾虑，不是为了身后名，是怕学问广泛传播后，被曲解，如果被曲解，还不如直接当做帝王书，束之宫廷高阁，仅供皇嗣使用。

因为对立和统一这种哲学观点，本身就很难被人接受，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翰林院进讲，没必要天下官刻。

这也是张居正的意见。

“所言有理，但是先生也说过，矫枉必过正，既然要矫正，那就做吧。”朱翊钧认为王国光说的很有道理，可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继续推行。

朱翊钧在很多时候都要比张居正更加激进，而朝中最激进的则是谭纶，尤其是新政变法这件事上，朱翊钧比张居正更激进，做事更加大开大合，讲究大水漫灌。

这就是现在廷臣们的局限性了，他们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限制大明皇帝的决策。

事实上，整个大明朝都没有这种纠错机制，内阁和六科给事中的确可以封驳皇帝的诏书，这就是刚才王国光做的事儿，他在反对皇帝的政令，若皇帝选择一意孤行，那就只能顺从。

这是个君君臣臣的帝制天下，王国光能够站出来跟皇帝顶两句，已经是用尽了全力。

而张居正作为帝师，却可以有效的限制住皇帝的一些决策，这是特殊时代背景，也就是主少国疑之下，张居正作为实质性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可以做到。

可惜，张居正人在西山摸鱼，主打就是偷懒，皇帝真的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再出来收拾也不迟。

朱翊钧的政令最后在没有人反对、也没有太多赞同的情况下，通过了廷议。

谭纶摸出一本奏疏说道：“直隶巡按御史郭思极弹劾川沙把总任贤，隆庆年间在苏州卫任职时，侵吞军需，此为隆庆四年旧案，当时任贤此人在苏州做镇抚，侵吞军需折价三千五百两银。”

“当时就有御史弹劾，任贤脱罪，不久升转把总，郭思极摘发其事，请朝廷问责查探。”

这是隆庆四年的旧案，任贤侥幸逃脱问罪，不是逃跑，而是因为任贤走了戚继光的门路，拜在了张居正的门下，这便侥幸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