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把地域搬迁看得很重，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却是很彻底的，这些百姓很快就都剃了头，按照田师傅和教书先生的叮嘱，虔诚地遵循圣训，更换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注重卫生、尽量洗澡，按要求种地，没事就去读书，到村口来听报纸……虽然听报纸常常沦为东家长西家短的开大会，大家对于报纸上非笑话的内容丝毫也不关注，有一种能混则混的感觉，但是，该听话的时候他们倒也不打折扣，尤其是种地上，指哪打哪丝毫不打折扣，因为第一年田师傅来的时候，就有了很惨烈的对比，凡是能听田师傅的话去种田的，收成都不差，按老经验来给新稻种施肥的人家，一亩地就硬是少收成了上百斤谷子呢。

至于红薯，从来没种过的东西，只能是按照田师傅的指点来的，‘越听话日子越好过’，这简单的道理，可能是在过去的几年间成功烙印进众人脑子里唯一的共同认识，而仅仅只是这样的改变，就足以让他们觉得‘谢皇帝’要显著地好过‘未皇帝’了，因为以前在未皇帝坐江山的时候，听话也未必会有好日子过，只能保证你不会当即就死罢了，而且有时候即便是听话了也还是要死，而且死得也很快，似乎和不听话也没有什么差别，还不如不听话了闹将起来，至少死了个爽快。

但凡是在未皇帝治下能活下来的人家，都是很唯利是图的，只要有好处，他们可以比任何人都听话，不管明不明白这些举措的意义，反正他们只有服从，尤其是在立刻可以看到好处的事情上，村里人的合作度是最高的，譬如说耕种陌生作物，第一年，九成以上的农民都非常的好学服从，到第一年，对比一出来，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九成九，剩下那唯独零点一成不服从、爱偷懒的农户，莫说村长针对，田师傅呵斥，就连其余农户都排挤他们——

在乡村中，什么不孝、霸道，似乎都不是事儿，因为虽然有人受了这些罪状的妨害，但也总有人会享受这些性格的好处，唯独的顶天大罪就是不勤劳，凡是不勤劳的人家，就犹如沾了什么秽物一样，村里人都捏着鼻子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甚至还会请求村长，让县里衙门把他们捉走了，生怕这懒惰传染开来，带坏了自家的小孩。

就这样，很快的，村长和田师傅也学会拿捏村民了，开始把一些种新作物的机会，和村民平时的表现结合起来，同时对他们宣讲一些其中的好处。就譬如说这种果树好了，为何农闲时分来做红薯粉的汉子，都可以在行地讲起好几百里之外的太湖果农的事情，还有县里要开的罐头厂？他们又是如何知道这罐头厂是什么东西？这就是田师傅几个月来铺垫的结果，田师傅平时给大家讲得仔细，大家这才知道，这果子吃不完，除了做成蜜饯之外，还能做成罐头，罐头里装的都是好东西……种几株果树，好好照料下，几年后一年没准又多个千把块钱的收入，实在不行，家里人也多个吃口！

好，等大家都想种果树的时候，再把买果苗的资格和扫盲班的成绩一绑定，这不就把农户们给拿捏了吗？农户们这才发自肺腑地认识到什么叫政审分，政审分的作用……并且开始跟着审视自家的情况：自己虽然不是那种闲来无事就打老婆的孬种，但是不是也染了村里的习气，看不顺眼了揍个两拳，踢个两脚，叫教书先生或者是常来村里巡视的女干部看在眼里？有没有阻挠家里的孩子上学，要他们没事多在田里干活？有没有无视买活军的规定，私下给不到结婚年纪的孩子成亲……

若这些都有，那好事儿凭什么轮到你头上呢？倘都跟从着田师傅和指派下来那村长的意见，把这些给改了，虽然平时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当成了衙门的走狗，没一丁点骨气，但这会儿是不是眼看着就得了好处？

虽然都在一个作坊里干活，但各家的情况各人自己心里清楚，有谁能买新种苗，有谁买不上，多少都有个数，别看作坊里干得热火朝天，这些人第一年来干这活已经成了熟练工（红薯粉干虽然工序复杂，但和做米粉干道理是差不多的），好像各自都等着卖粉干挣钱，极有盼头，其实心底各有各的盘算，只是都藏着不说罢了。

忙忙的到了下午，因为怕下雨的缘故，还把外面的缸子都封好盖上，晒场上的红薯粗粉、粉干都收回来在屋子里晾好，大家各自回到家里，这才寻了家里人，把心底话说出口，各自计较起来——对种新果树这事，其实都是藏了一些没说，各有各的消息来源，此时各自倾吐，也有从田师傅那里知道的，也有从村长那里听说的，数目倒是大差不差：“第一批新种苗，村里是有三十/一十五棵，说是一户人家最多两棵/三棵，分法一个是看成绩，还一个是看政审分，当然也看各家的申请。”

“爹爹/大哥/娘/婶子……你说，我们家这情况，能不能申请？敢不敢申请？护不护得住这几株树苗来哉？怕不要才到手就吃人毒死/拔掉/砍断……这断头债找不到是谁下手，怕倒还欠了衙门的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