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走出去，便是主动贩货到海外。

对此，宋朝一直是持鼓励态度的，所以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

特别是南渡后，大规模航海贸易盛极一时，出海贩利成为沿海地区的普遍现象，许多人世代相袭以此为业，海商阶层应运而生。

从东亚、东南亚、印度半岛、波斯湾乃至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迹，最终取代了大食商人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

可惜这迅猛发展的势头却在五十年前被突然打断，由盛转衰。

那是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主导了一次对金北伐，可一来准备不周全，二来拖后腿的人太多，所以结果只能黯然收场。

老韩自己丢了性命，脑袋被砍下来送去金国赔礼，这还不算，惨败之后要与金国重修和约，就得满足对方更加不平等的要求。

原本宋金两国皇帝是侄叔相称，这回金国就要涨涨辈分，改成了侄伯关系，岁币由之前每年银绢各二十万两匹统一增加到三十万，另外还要给金国三百万两银子的赔款。

这一下，加上战争消耗，使得宋朝本来还过得去的财政变得拮据起来，不得不开始加重赋税。

而后面掌权的史弥远那是卖国有数，治政无方，宁宗朝前期比较廉洁的吏治从此开始败坏，贪污腐败之风大盛。

于是，海商不但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还要被官吏巧取豪夺，海外贸易变得无利可图。

以此时使用最多的两千料海船为例，它的载重大约是二十万斤左右，但不可能全部装货，起码有一半要留给船员商人及他们的生活物资，剩下一半才能装货。

宋朝出口的货物多达数百种，其中性价比最高，最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应该是铜钱，一贯铜钱大约六斤，即便全部装铜钱也就一万五六千贯，以此类推便是装其他出口货物，价值也就差不多是万贯左右。

回航之时，如果装的是一船乳香，大约价值二三十万贯，但那要去大食，而大多数宋商为降低风险，只是到东南亚诸国，带回来的货物大约价值六到八万贯。

一来一回的毛利润最少也有六七倍，这买卖自然十分诱人。

正常时候，将所有方式合计在内，宋朝官府一般是抽取十分之三，算下来就是两万多贯，再减去运费成本，货物成本，海商还有四万贯利润。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从事海外贸易的积极性高涨，踊跃出海。

可是当税赋加重到一半，再有官吏的侵夺敲诈，又有蒲家这样的大商贾操纵市场，那海商的利润就要降低到两万贯以下了。

看起来还有得赚，然而很多中小海商是靠借贷来筹措本钱的，此时民间借贷利息通常都是一倍，那这不到两万贯填进去还能剩多少？

一不小心，怕是连裤衩子都要赔进去，因此海商大量破产，越来越少有船出海了。

当然，若是自有资金还是有赚头的，可要是有这钱直接放贷不是更香吗？

也有些人能规避官吏的勒索和大商贾的盘剥，这种毕竟是少数。

并且，宋代出口货物虽然不用交税，但必须在官府登记，领到‘公凭’，这意味着带回了货物还得到官府报道，也就基本无法利用走私牟利。

反倒是蕃商不受束缚，比如蒲家明明在大宋生活，甚至还做了宋朝的官，却依旧还是蕃商待遇，搞起走私那是如鱼得水。

眼下来说，赵孟启即将改革市舶司制度，那这种颓势渐渐也会得到改观，只是他哪里愿意等。

“再有一两个月，便是东北季风，时不我待啊。”

听到这句话，在场不少人都下意识地点点头。

帆船时代，航海对气候依赖程度很高，海贸活动的季节性极强，而冬季这三四个月的风向和洋流都有利于往南洋行船，等开春后就开始转为西南季风，恰好回航。